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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20
 

历史铭记:遵义会议上, 当面和主席争论的凯丰, 后来去了哪里?


   作者:丁光辉 发表时间-23 :13:34  阅读( 43 )| 评论( 0 )

在我党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留学生特殊团体,史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后来该团体的成员,在革命时期很多都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和将领,其中王明、博古、洛甫先后担任过我党的“一把手”,王稼祥则在红军长征时期担任“新军事三人团”成员,陈昌浩和张琴秋则在红军时期分别担任红四方面军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在红军长征时,则担任红三军团政委。



然而还有一个成员,他虽然名气不是很大,但却在遵义会议上“力挺”博古,和主席争论,甚至当着面说:“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这个人就是凯丰。









那么凯丰是谁?遵义会议后他又去了哪里担任什么职务?事情还要从凯丰的真名说起。



凯丰,原名何克全,生于1906年,江西萍乡人,和张国焘都是一个故乡。他很早就参加革命,21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他远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在苏联中山大学期间,他勤奋学习马列主义,结识了王明、博古、洛甫、王稼祥等同学,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之一。



1930年根据上级组织安排,凯丰回国工作,先后担任团中央巡视员、团广东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和《东方青年》主编、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等重要职务,在负责团宣传工作期间,他发表大量文章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国民党反对派,为宣传我党主张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根据上级统一部署,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凯丰奉命到红九军团担任中央代表,随军参加长征。



红军长征开始后,由于受到博古、李德错误军事路线的影响,血战湘江后8万中央红军仅剩3万余人。面对严峻的形势,红军上下广大干部和指挥员开始反思错误的军事路线,要求主席出山指挥军事,然而仍有一些以博古、李德为首的干部没有及时反省过来。这就形成了两派,关于军事路线的争论。






为了解决博古李德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问题,1935年1月15日我党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在会议上洛甫、周恩来、毛主席、王稼祥旗帜鲜明的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并要求取消两人的军事指挥权,参加会议的代表大部分表示赞成。



然而凯丰却没有认识到博古等人错误军事路线的危害,站在了博古的一方,甚至当着面在会议上与主席争论,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的一幕:“你懂什么马列主义,顶多是看《孙子兵法》、《三国演义》打仗!”









在会议的最后阶段,面对各方面的质疑和事实,凯丰虽然承认了博古等人的犯了军事路线错误,但是心里面却十分不服气,甚至在会后放话:“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



主席重新参与军事指挥后,红军凭借机动灵活的战术,经过四渡赤水、强渡乌江、金沙江等战役战斗,巧妙地跳出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包围圈。在红军打了一个个大胜仗面前,凯丰逐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由衷地佩服主席的军事指挥才能,成为主席的“铁杆”支持者。



在红军后续的长征途中,张国焘仗着兵多枪多野心开始膨胀,想要借“南下”的名义,分裂红军获得更大的权力。这个时候,凯丰坚定地站在主席一方支持中央“北上”的方针。在随后的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上等重大会议上,凯丰坚持真理,公开反对张国焘的错误路线,为避免红军分裂做出了突出贡献。






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根据组织安排,他先后担任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人、少数民族委员会主任、党报委员会成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等重要职务,参加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参与讨论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方针的制定,同时他以《新华日报》和《群众》等党的报刊为阵地,先后发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著作,为抗日战争做了大量的理论宣传工作。在工作中,他和主席的关系也逐渐加深,主席还在给他的信中鼓励他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









解放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快抢占东北的步伐,我党迅速做出决策,派出大量干部奔赴东北,凯丰奉命到东北主持宣传工作,担任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等职务。在凯丰的指导下,东北根据地的宣传工作搞得风风火火,后来主席还回信为他创办的《东北日报》题写报头并给予鼓励,信件内容如示:



凯丰同志:书四本及来信收到。报头写了一个如左,请斟酌采用。你身体好些吗?我病了大半年,现在好多了,大约再有半年,当更好些。各同志均此问候。



从主席回信的内容,可以开出,主席和凯丰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又先后担任沈阳市委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马列学院院长等职务,尽管工作职位在变化,但他始终任劳任怨,忘我地为党和人民辛勤工作。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他长期工作积劳成疾,1955年3月23日,凯丰病情恶化在北京去世,葬于八宝山,年仅49岁。









值得一提的是,凯丰一生廉洁奉公,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对子女要求近乎“苛刻”。建国后,他的二女儿何淑英从乡下进城来看望父亲,凯丰没有利用自己的关系为女儿找工作,而是语重心长地嘱咐她回家安心务农,临走时,凯丰送给女儿的东西,竟然只有两件打满布丁的旧衣服:一件中山装,一件毛线衣。后来何淑英经过自学进修,在湖南当地一处加油站找到一份会计的工作。1955年凯丰病重时,见到女儿,留下这样的话语:从事经济工作一定要廉洁自律,管公家的钱,一分一毫也不能动!这种老一辈革命家的风范。真的很让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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