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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说明: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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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30 2020
 

总参谋长杨成武因何被打倒? 听到了不该听的话


   作者:丁光辉 发表时间-9 :7:39  阅读( 69 )| 评论( 0 )

杨成武(1914-2004),又名杨能俊。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将军,早期曾在林彪领导下征战,还写过一篇《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的笔记:“文革”中,又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的残酷迫害,身陷囹圄长达6年之久,几乎含恨九泉之下。在许多著名将帅作古后,当今既了解林彪历史,又知其在“文革”中丑陋表演的人已屈指可数了,而杨老将军就是其中之一,为此我们登门拜访了他。
说明来意后,杨老将军欣然允诺,并说这是一个很有内容的话题,许多鲜为人知的情况,过去很少谈过,值得一谈。于是,我们感到十分欣幸,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记忆深处的林彪
杨老将军,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您曾是林彪的部下,能谈谈那时您与林彪接触的一些情况吗?
老将军微闭双目,沉思片刻后,便慢慢谈了起来:我认识林彪是在1929年早春。毛泽东、朱德率红军东进闽西,我们从深山老林中出来,寻找红军时,第一次见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第1纵队司令员的林彪。翌年,我们闽西红军编入红4军。此后,在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中,在长征中,在到陕北后的东征中,在“红大”学习期间,直到初上抗日前线时,林彪历任军长、军团长、“红大”校长、师长,一直是我的主要领导之一。1937年入冬后,我们各奔华北不同的抗日战场,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平津战役期间,我们才再次见面。
应该说,那段时间里,林彪给我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讲几件我记忆深处的事情吧。
1931年底,部队整训中,林彪给我们师团指挥员讲了一堂战术理论课。他让几个战士做示范动作,讲解了什么叫“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他深入浅出,仅用一个多小时,使大家耳闻目睹,很快就搞明白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军事理论课,从此便引起我学习研究战略战术的浓厚兴趣。不久,在攻取漳州,以及仙人桥战斗、草台冈战斗中,我们都成功地运用了“迂回包围”和“中间突破”等战术,取得作战的胜利。
在长征中,林彪不只是给我们下达作战命令,还经常告诉我们要认真分析敌情、地形,并作一些具体指示。在飞夺泸定桥途中,林彪和聂荣臻派骑兵通信员给我们送来一昼夜强行240里的死命令,同时鼓励我们说:“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任务!”在我们快走出茫茫水草地的时候,由于不了解敌情,有所不安。恰在这时,林彪和聂荣臻给我们发来《敌情通报》,讲了薛岳、胡宗南、鲁大昌、马鸿宾和马鸿逵等部的动向,使我们了解到草地外面的敌情,做到心中有数,以便进行必要的准备,不打盲目仗。在攻打腊子口之前,林彪也亲临战场,和聂荣臻、陈光一起查看地形、进行部署,保证了我团战斗的顺利进行。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率独立团到达晋东北的大营镇。在这里,林彪进行了平型关战斗前的部署,我团的任务是隐蔽地插到腰站地区,阻击涞源、广灵两个方向的日军,保证平型关主战场歼敌任务的实现。林彪还特别叮嘱我:“如果不能把日军的援兵挡住,平型关战斗就胜负难料。所以,你们必须全力以赴,死死地顶住敌人,绝不能放过来一兵一卒。”结果,我们在腰站地区毙伤日军400余人,迟滞了敌人的增援行动,保证了首战平型关的胜利。
从平型关分别后,林彪即率八路军第115师赴晋西南作战。翌年9月他被阎锡山部误伤后,经延安到苏联去了。这就是我记忆中战争年代的林彪。
林彪教我当师长
《林彪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一文流传时间很长,范围也很广,能谈谈您写这篇文章的来龙去脉吗?
杨老将军首先纠正道,应该说,那不是我的一篇文章,而是林彪与我一次谈话的笔记。尔后,侃侃而谈起来:1936年12月,在我由“红大”毕业、即将奔赴前线之际,突然听说中央军委准备让我回到红1师当师长。当时,我想自己过去一直当政委,还是干老本行吧。林彪和罗荣桓向中央反映了我的要求。但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还是确定我改任师长。林彪回来后,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决定,并说:毛主席要我和你谈一次话,让我讲一下怎样当好师长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林彪是经过认真思考和准备的,我也很认真地作了记录。谈话时,罗瑞卿也在场。记录稿曾先后送给罗瑞卿、刘亚楼、陈光等领导同志看过。
杨老将军说着从文件袋里取出一份材料,递给我们,说:这就是那篇笔记的清印稿,你们可以看看。
我们把稿子拿过来翻阅着。这篇讲话,共讲了九个问题,约三四千字,主要是讲当好指挥员的要诀。标题分别是:一要勤快,二要摸清上级的意图,三要调查研究,四心中要有个活地图,五要把各方面的问题想够、想透,六要及时下达决心,七要有一个很好的、很团结的指挥班子,八要有很好的战斗作风,九要重视政治,亲自做政治工作
我们正看着的时候,杨老将军又接着讲道:这次谈话,对我改任师长,以及在抗日战争初期任团长、司令员,有一定的帮助作用。例如,林彪说,指挥员必须熟悉地图,要经常读地图。熟读地图可以产生见解,产生智慧,产生办法,产生决心和信心。在熟读地图的基础上,要亲自进行实地勘察,核正地图,把战场地形和敌我双方的部署都装到脑子里,做到闭上眼睛,面前就有一幅鲜明的战场图景,离开地图也能指挥作战。从此,我逐步养成了读地图的习惯,只要有时间,我不是看地图,就是去勘察地形,在作战中获益不浅。
杨老将军还说:在这次谈话快要结束时,林彪着重指出,当好师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按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去指挥作战、处理问题。并嘱咐我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讲稿带在身边,经常读、反复读,遇到问题就从那里去找答案、找办法。后来,在华北战场转战的十几年中,我一直把这份油印的秘密文件带在身边。直到全国解放、抗美援朝之后,军事博物馆征集历史文物时,我才把这本讲稿捐赠出来。
难以寻找的转折点
是否可以说,作为红军的师团级指挥员时,您曾得益于林彪的教诲,当时您对他也是很尊重的。那么,从什么时候起,您开始成为他迫害的对象,并欲治您于死地而后快的?
杨老将军微微一笑,说道:是啊,事物的变化总是有个转折点的。但是,林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害于我的,我说不很清楚。恐怕只有林彪自己才能讲清楚喽!
建国后,我仍在华北军区、北京军区工作,与林彪接触很少。1958年我调到总参谋部,主管作战,长期在叶剑英元帅直接领导下工作。“文革”开始后,才又与林彪有所接触,然而更多的时候是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领导下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逐渐对林彪有了某种感觉,也难免有所表现。因此,我也逐步成为他的眼中钉,并被列入被拔除的“黑名单”。
我第一次较明显的感觉,是在处理青海省“赵永夫事件”过程中。那是在1967年2月的一天,林彪气呼呼呼地对我说:“今后,军委的文件,不要再送叶帅了。”当晚,我便请示周恩来怎么办?他思忖了一会儿,说:“你把那些无关紧要的文件,例如五一节、卫生工作之类的文件扣下来,重要的文件还要送。”事情就这么办了。过了些时候,我便把事情的经过报告了叶帅。
此后不久,关于几句口号的提法,我也与林彪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当时,林彪的党羽周宇驰、刘沛丰和林立果炮制了一篇《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文章。空军政委余立金觉得还没有人这样提过,就把文章送给我看。我也认为不妥,并请他转告吴法宪能不能换个题目。结果不但题目没有变,还署名吴法宪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当时,我和余立金都不知道,这篇文章早已送叶群、林彪审定过了。
时隔不久,余立金又找到我,说吴法宪在空军提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的口号。我说:“你告诉吴司令,这种提法中央从来没用过,要慎重,搞不好要犯错误的。”吴法宪很快把我的话报告了叶群,并说我反对宣传林副主席。第二天,吴法宪又让余立金转告我说:“这种提法没有什么问题,林副主席都同意了。”
几个月后,我陪同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离开北京。林彪借口我不在,军队日常工作没人抓,擅自决定成立军委办事组,成员为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企图架空军委及各位老帅,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实际上是一次悄悄的夺权演习。两个多月后,毛泽东回到北京,在9月下旬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要不要这个军委办事组?如果要的话,让杨成武当组长。会后,周恩来又专门对我讲:“有个军委办事组,你回来了,你当组长。”林彪听到此事后,马上打电话给周恩来,说:吴法宪不当组长可以,但要当第一副组长,而且要当副总参谋长。这件事虽然使我想了一些问题,也只能深藏在心底,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半年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更没有想到几年之后发生在林彪自己身上的事。
“7.20事件”发生后,我陪同毛泽东从武汉飞往上海。一个月后,毛泽东提出处理“王关戚”的问题。我飞回北京,报告周恩来后,他让我再去向林彪汇报。我又飞到北戴河,还未向林彪汇报时,叶群就再次问我(在北京时,曾问过我一次):“你随主席出去,主席讲过哪几位的话(指对朱德、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的评价)?讲没讲过林总的什么话?讲没讲到过我呢?”我只能告诉她,毛泽东没有讲过。叶群脸上立刻露出不悦之色。实际上,毛泽东在上海不仅讲了对其他老帅的看法,也讲到对林彪提出“四个伟大”的看法。可是,毛泽东没有授权我向他传达,我怎好说呢?这次林彪对我的态度十分冷淡。
年底,叶群对我大发了一次脾气。那是在京西宾馆礼堂的一次文艺演出,我没有通知向来不参加这类活动的林彪。演出结束后,叶群把我叫到一个房间里,指着我的鼻子斥责道:“这样重要的演出,为什么不通知101(叶对林的习惯称呼)?你杨成武眼里还有一个林总吗?你没有看到罗瑞卿、肖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肖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叶群为什么发这样大的火呢?问题的实质不一定在是否看演出上,或许跟一次大会呼口号有关。
这次演出前不久,在总参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闭幕时,我讲完话,有意只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去掉了“永远”两个字。这是因为一次毛泽东对我说:什么“永远健康”,哪有不死的人啊。我想,别人怎么喊我不管,但是我不能再那样喊了。于是,激怒了叶群。散会后,她快步走到我面前,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病。”说完,愤愤然走下楼梯。这时,我才意识到,她和她的丈夫,对这两个字是看得很重的。
编者:林彪对杨成武的不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杨成武卷入了最高层也是最复杂的政治漩涡,他甚至直接听到了毛泽东对如日中天的林彪的不满。杨成武在陪毛泽东视察中,有一天,毛泽东与杨成武坐在沙发上,谈到了“四个伟大”(指林彪为清华大学写的题词: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雪,毛泽东气愤地说:“谁封我4个官呀?我不要这4个官,我不要!”
毛泽东越说越火,冒出一句:“永远健康?永远健康,还有不死的人啊!”杨成武一听这是指谁,心里再清楚不过。林彪也从别的渠道知道了这个情况。
我想,使林彪最为恼火的当属给叶群写证明材料一事了。那是1968年3月初的一个晚上,叶群电话通知我,马上到林彪住地,有要紧的事。来到毛家湾,走进客厅,林彪和叶群非常热情,又让坐、又端茶,我预感到可能是不祥之兆。林彪亲切地说:“成武同志,今天找你来,不是什么大事。”他看了叶群一眼,接着说:“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还参加了国民党,这都是造谣诬蔑。现在,不少当事人都写了证明材料,都证明她没有问题。可是,他们的职位不够高,影响不够大。你是军委常委、代总长,所以需要你写个证明,现在就缺个主要领导同志的证明……”我想,建国前,我根本不认识叶群,1960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叫我证明1936年叶群的情况,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嘛!我沉思了一会儿,说:“林总,我和叶群同志认识很晚,这你是知道的。当年我们都在‘红大’,她在天津、北京,我写证明不好。别人写了,就行了吧。”林彪站起来,走了几步,说:“吴法宪同志写了,你也写一个吧。”当然,我无法答应这个要求。林彪的脸色骤变,半天没说出一句话。随后,便是逐客令了。
我真不明白,难道一纸假证明,对于他们就那么重要吗?还是他们有别的什么意图?有人说,这是林彪对我的最后“考验”。从我担任代总长以来,林彪就开始观察我、考验我。据说代总长的“代”字,就是林彪决定的,其目的在于他还需要时间来证明我对他的“忠心”。然而,他等到的却是某种冷淡,感到需要对我采取措施了。于是,厄运在向我步步逼近。
重压之下的署名
“文革”中,曾以您的名义,发表过一篇轰动全国的《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请问这篇文章的发表与林彪有什么关系吗?
杨老将军略理思绪后,对我们说:这件事也发生在1967年下半年。还是我在武汉的时候,那个军委办事组给各大单位下达了写学习批判文章的任务。总参总政组织几个人撰写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经李天佑、王新亭多次审定后,由朱欣秘书送到上海。交我审阅。这时,文章的署名是总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标题也不是“大树特树”。我想,谈领袖权威问题,不是件小事,还是呈送毛泽东阅示比较妥当。三四天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从楼上下来,把稿子退给我。毛泽东的批示是:我不看了,送伯达、文元同志酌处。小吴还悄悄告诉我,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
回到北京后,陈伯达打电话给我,说那篇文章他已看过,也修改过了,认为应该用我的名义发表。我没有同意。几天后,叶群又给我来电话,说:“101让我给你打个电话,陈伯达把总参的文章送到我们这里来了。101的意见,还是以你的名义发表为好。”我顿时觉得很难办,陈伯达没有与我讲通,又推到林彪那里。而林彪的话对我来说就是命令,我是不能直接回绝的。于是,我对叶群说:“不行啊!文章引用了那么多马列的话,我都不懂,请你报告林副主席,还是不要用我的名义发表好。”过了一会儿,叶群又来电话说:“请示了101,101说就这么定了,以杨的名义发表,杨是代总长,身份合适。”接着还讲道:101讲了,党组织有权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文章的提法没有问题。101在讲话中已经讲了,并说历史上这种情况很多,例如曾用谭政的名字,发表过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用江华的名义,发表过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以陆定一的名义,发表过毛泽东关于国际问题的一次讲话等等。最后,这篇文章再次报送陈伯达、姚文元,由他们直送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
两天之后,即11月5日,毛泽东找康生和我在人民大会堂谈工作时,说:成武,用你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并指指我说:不是你的事。虽然,毛泽东这样说,可是我心里还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在中央小碰头会上,康生和我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后,陈伯达连连拱手,向我表示歉意:“杨代总长,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给你做错了一件事。”
由于毛泽东的话没有向下传达,“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提法,很快在全国流行起来。12月中旬,湖南省关于准备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举行庆典的请示报告中,多次提到上述词句。为此,毛泽东于17日明确作了6点批示。第二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中央碰头会上,再次严厉地批评了陈伯达。他说:书越读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叫人搞的,这不是整杨成武嘛!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你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的辩证法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嘛!
四天后,在怀仁堂参加中央文革“天天读”时,汪东兴又传达了毛泽东有关此事的一些指示。毛泽东说:不怪湖南嘛!湖南是个引子,也不是杨成武同志的问题,特别不是成武同志的事。……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关系到全党学习的问题。全党都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的多次批示,使我越发感到那篇文章错误的严重性,心情也更加沉重。22日晚,经周恩来同意,我在京西宾馆向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及军报主要负责人,传达了毛泽东的几次批示。散会后,我的心情平静多了。然而,这件事到这里并没有完,在3个月后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中,又被林彪、陈伯达、江青等人作为我的一条罪状重提了出来,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
我“被捕”之后,在“3.24”大会上,陈伯达大撤其谎:“大树特树那篇文章狗屁不通。我根本没看,居然能发表?……这篇文章其实是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权威,在军事地位中要大树特树杨成武的绝对领导。”
林彪也玄而又玄地说:“……还有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二版上,他还不满意。当天一版上登的是毛主席对教育工作的指示,他认为他的文章还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这里,林彪再次施展了“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的故伎。
林彪“砍下第一刀”
听说您的大女儿杨毅,是林彪一伙迫害致死的,能谈谈事情的经过吗?有人把林彪一伙迫害杨毅看作是对您进行迫害的开始,或者是林彪最后下定决心拔除您这颗“眼中钉”的信号,您认为是这样吗?
提问刺触到杨老将军的心,引起他痛苦的回忆。看得出,他在尽量把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几分钟后,他缓缓地长叹一声,叙述起我们早就想知道的真情:在林彪对我下毒手前几天,我接到两封匿名信,都是空军机关干部揭发林彪党羽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的种种丑行的。我在信上批示后转给林彪。没想到林彪竟派人把信送回空军,交到信上所控告的那几个人手中。他们像公安局查“反革命”信件一样,在整个空军机关核对笔迹。最后确定像余立金的秘书写的。
因为信上有我的批示,他们为了报复,又联系到我的女儿杨毅。当时,杨毅在空军报当编辑,与余立金的秘书认识。他们精心策划后,由周宇驰找吴法宪说,余的秘书与杨成武的女儿乱拉男女关系,他老婆都看到情诗了,已告到党委来啦!吴法宪叫人把秘书的妻子带到办公室,但却一问三不知。在没有任何事实的情况下,他们仍坚持“隔离审查”余的秘书,这个难题交到林立果手上。林立果回到家中一说,叶群便气势汹汹地给吴法宪下达了指令。
这时,我在病中也得到消息,气愤至极。我的女儿还没有谈恋爱,就遭到如此的人身攻击,当然不能容忍,便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放人。同时,我的妻子赵志珍也到空军去找吴法宪,没有找到,就与余立金一起去毛家湾。叶群说:“哎哟哟,什么事情值得你们两个跑来呀!打个电话不就得了。”赵志珍说:“叶主任,我们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和林副主席的。”叶群听完他们谈的情况,煞有介事地说:“好吧,我再派人调查调查,查清楚以后再向101报告,你们先回去吧。”随后,叶群打电话给吴法宪,要他和他老婆一起找我谈话,要“不认错,不低头、不让步”。
几天后,林彪勾结江青策划了“杨余傅事件”,把我打倒了,全家12口人都遭到监禁。我的大女儿杨毅先后被秘密关押在北京、四川、河南等地。她从四川被押到洛阳,与我们团聚于囹圄时,早已被打得遍体鳞伤,惨不忍睹。两年多后,她又被秘密押往滑县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进行所谓的“劳动改造”,身体被折磨得更加虚弱。
“9.13事件”后,杨毅从报纸上敏锐地感觉到,林彪出事了。生命已经非常微弱的大女儿看到了希望。出于对党的信赖,她不怕威胁和迫害,给周总理写信,揭发林彪一伙40多条罪行。不久,所谓的“中央专案组”派一个叫崔登龙的人,向她作了调查。但是,这个人刚走,她却突然死去,而崔却一口咬定她是“自杀”。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杨毅在那非人的待遇中,熬过了漫漫的四年,而在她看到光明,意识到希望的时候,却去寻短见呢?
当“专案组”把此事报告到北京,并提出“马上火化”时,周总理感到疑惑,立即指示:用棺木安葬。打倒“四人帮”后,空军机关为杨毅召开了平反、昭雪大会。当人们取出她的遗骸准备火化时,却发现她身上除多处伤痕外,单是肋骨就断了6根。经鉴定,结论是:“外伤致死”。终于使所谓的“自杀”之谜大白于天下。
林彪、“四人帮”一伙还折磨死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妻弟。在战争中,由于恶劣的环境和病魔夺去了我们3个孩子的生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又夺去我们3位亲人的生命,年近八旬的老母亲临死也没让我们看上一眼……说到这里,杨老将军的眼里噙满泪水,似乎思绪也凝固了。我们只能屏住呼吸,静静地在心底为老将军的一家鸣不平。
林彪与江青导演的闹剧
所谓“武装冲击钓鱼台”,是林彪与江青勾结起来导演“杨余傅事件”的直接口实,请您谈谈事件发生的简要经过好吗?
杨老将军说:董保存几年前写的《“杨余傅事件”真相》,和张子申写的《杨成武将军访谈录》,两本书基本上准确的,这个问题还需要再谈吗?
我们把一份小报递给老将军,说:最近,我们看到有的文章讲到“武装冲击”事件时,很有舞台动作感,似乎是某位秘书的动作,引起了江青的疑惑、误会。所以,我们想请您再谈谈。
老将军没有戴眼镜,把小报拿得远远的看了看,严肃地说:所谓“武装冲击”事件,完全是江青的造谣、陷害,是政治阴谋,是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排挤异己,阴谋篡党夺权的重要一步。我简要讲讲事情的经过吧。
应该说,在“冲击钓鱼台”事件发生前,我早已得罪了林彪,前面讲过了。也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还不明不白地得罪了江青。因为江青听说,上海一些人搜集了一批她30年代的材料,此事已被我知道,由于她心中有鬼,非说是我整过她的黑材料,一直纠缠不休。我想,也许是在林彪、江青正准备向我下毒手,而苦于找不到适当借口的时候,出现了毛泽东找丢失的鲁迅手稿,找到江青头上的丑闻。于是,江青便气极败坏地捏造了“武装冲击”的舆论,并进而与林彪勾结,共同策划了所谓“杨余傅事件”的大骗局、大冤案。这完全是林彪、江青勾结起来导演的一场大闹剧!
1968年3月5日午夜,周恩来、陈伯达把我找去,说:鲁迅夫人许广平发现原藏于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叫马上设法查找。我和傅崇碧等人连续几个昼夜进行调查,终于搞清楚,原来是江青叫戚本禹取走鲁迅手稿,并放在钓鱼台内中央改革保密室。我叫傅崇碧先报告陈伯达。他立即给中央文革办公室打电话,肖力(李纳)接的电话,傅说明已经知道手稿的下落,请她向陈伯达报告一下,随后就到。到钓鱼台门口后,又打电话给正在值班的陈伯达的秘书王保春,王答复可以进来后,吉普车才驶入大门。傅崇碧等人下车时,正巧姚文元走过来,他们就一起走进会议室,还没站定,已知道此事的江青推门进来,顿时大怒道:“傅崇碧!你要干什么?到这里来抓人?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来的?”“你们不经允许就来这里,这还得了!”事后,江青找到周恩来以及中央文革、军委办事组成员,声泪俱下地“控诉”:“傅崇碧的胆子好大,他带了两部汽车冲中央文革!”
江青与陈伯达、吴法宪、叶群紧锣密鼓地策划后,把我叫到钓鱼台。叶群添油加醋地说:“他带了两部车,全副武装,冲到这里来了,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江青反复说:“你是代总长,就是要你负责去批傅崇碧!”陈伯达、姚文元等人也指责我包庇傅崇碧。最后遵照周恩来的安排,我陪同谢富治到京西宾馆,召集卫戌区师以上干部,由我主持会议,谢富治讲话,宣布了这件事。会后,由谢去向周恩来、江青汇报。
从这天以后,我犯了病,直到我被抓起来,中间十来天的情况,我就不十分清楚了。6年多后,当我被解除监禁,回到北京之后,才陆续了解到这段时间的情况。
据说那次卫戍区师以上干部会议后,江青与叶群又在一起密谋过。两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卫戌区的司令员和政委,林彪和中央文革成员也都在坐。林彪说:“杨成武这个人不好,他排挤别人,抬高自己,想把那个代字去掉,他想当总长。”“杨成武到处散布,说肖力要夺他的权。不可能嘛,肖力怎么会去夺他的权?”接着提出:“总参不能让他搞了,再搞要出问题。”还推出黄永胜作为新的人选。他们先后在毛泽东那里“开了四次会”,经过他们多次诬陷之后,才定下来“杨余傅”的问题。
在抓我的第二天晚上,即“3.24”之夜,林彪、陈伯达、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会上,他们竭尽造谣诬陷之能事。《聂荣臻回忆录》是这样记述的,林彪讲:“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夺北京市的权。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黄永胜以及比他的地位不相上下的人。”
3月27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的10万人大会上,江青捏造了更为离奇的情节,说傅崇碧的秘书用皮包打她,要砸断她的脊梁骨,她的腰一直在疼。还说“皮包里有手枪,后面的车里最低限度有挺机枪”等等。
3年之后,在华北会议和其他会议上,江青渲染得更加骇人听闻:说傅崇碧按“杨成武的命令”,“带几辆汽车,浩浩荡荡、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还说“一辆车上架自动武器”,“皮包里装有4支枪”,“我有探雷器探出来了”等等。
林彪、“四人帮”一伙为了扫清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还给我编造了“晋察冀山头主义”,还有“黑后台”等罪名,把矛头直接指向聂荣臻元帅。为此,聂帅于4月7日写信给毛泽东,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在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毛泽东又当面对聂帅讲,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
4月16日,聂帅又找到林彪质问:“杨成武究竟有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他打倒?”林彪支支吾吾地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聂帅说:“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是副主席嘛,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
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林彪向我伸出魔爪
从“3.22”之夜,您和全家人便失去自由,深陷囹圄6年多,请谈谈您和家人被残酷迫害的经过吧。
杨老将军说:“3.22”之夜,林彪的魔爪终于伸向了我。那天晚上,先是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吴法宪和林彪的秘书分别来到我家,说是来汇报和看望我的。时隔不久,余立金的秘书就打来电话说:“刚才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在我们还没搞清发生什么情况时,我的家已被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包围起来。凌晨2时许,邱会作、李作鹏带人冲上楼,闯入卧室。邱会作对我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我说:“开什么会?要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并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想问问周总理是怎么回事。可是,电话线已被切断。
我心想,莫非吴法宪搞政变了?我一边跟他们向外走,一边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你们到底搞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当骗子!要有党性!没有党性也得有点良心!”下楼梯的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平静。几天前,我的父亲刚刚去世,77岁高龄的母亲还沉浸在无限的悲痛之中,她经受得起再次沉重的打击吗?我尽量稳定自己的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母亲大声呼号:“我儿子从小跟着毛主席,不反对毛主席啊!”在儿女们的哭喊声中,我被押上一辆黑色吉姆车,坐在邱会作和李作鹏中间,驶向人民大会堂。
我被带到林彪办公的会议厅,除了周恩来、汪东兴、李天佑、王新亭等同志外,主要是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叶群等那伙人。林彪见我进来了,立即声嘶力竭地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整江青的黑材料,3次命令傅崇碧冲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林彪恶狠狠地盯了我一眼,接着说:“杨成武你不当代总长了,黄永胜当总长。我再说一遍,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的话音刚落,江青跳起来吼道:“杨成武,你胆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待!”
紧接着,吴法宪大声喝斥:“杨成武,你必须交待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待你的黑后台!
康生也阴阳怪气地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待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待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伯达也不知羞耻地栽赃陷害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
叶群拼命叫喊:“杨成武3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说着,她带头呼起口号:“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打倒杨成武!”“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我还拿铅笔在纸上记着,越听越有气,索性把手里的铅笔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
江青把手一挥,说:“不要说了,散了!散了!”
人们纷纷站起来。周恩来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他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来讲,不要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
江青再次站起来:“不开了!散了!散了!”
人们散去后,我问周恩来:“这是怎么回事?”周恩来站起来,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这时康生转过头来,用手指着我说:“不管你交待不交待,你为‘二月逆流’翻案,你的黑后台就是叶(剑英)、聂(荣臻)、陈(毅)、谭(震林)!”
我没再说什么,随后就被押解到机场,那里一架伊尔18型飞机正在等待着我。在这以后的6年多时间里,我先后被秘密监禁在湖北的孝感、河南的洛阳和开封、山西的候马等地,遭受着非人的待遇,受尽了各种折磨,但不管生活多么艰难、精神多么痛苦,我始终坚信党、坚信毛主席,总有一天我的冤案会搞清的。所以,我先后给毛主席写过20多封信。我在信中写道:“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同你讲。如果不方便,可派个可靠的同志来,我同他讲……”信尾,我还加上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在我被关押5年9个月之后,即林彪折戟沉沙于异国他乡2年3个月之后,毛泽东于1973年12月21日对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说,“杨余傅事件”搞错了,这是林彪搞的。翌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为我和余立金、傅崇碧平反,并恢复名誉。1974年5月,我从山西侯马回到北京。周恩来在明亮的客厅里召见了我。周总理第一句话便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稍停又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可能没有你了!”
我点点头。是啊,我心里明白,康生一伙曾提议开设特别军事法庭对我进行审判,毛主席没有批准。如果这个提议被通过,我是必死无疑的。
接着,周恩来沉痛地告诉我,大女儿杨毅被残害致死的经过。并安慰我说:“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还说:“在我有生之年,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周总理说到做到,在百忙之中,先后批示过3个有关妥善处理杨毅问题的文件。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不能起身,躺在病床上,听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说这几句话时,杨老将军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几分钟后,他的心情平静下来,说:“这就是我几十年中与林彪接触、交往的全部经过。今天,我还是第一次这样比较集中地谈论林彪,不知你们还满意吗?”
我们对杨老将军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后,便结束了这次收获甚丰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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