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贵州教育学院成立招首届专科起点的本科生，只有两个专业：中文和数学。招生对象为教龄两年以上的专科生及同等学力者。招生名额分到地区，铜仁地区分到六个名额，中文三个、数学三个。我当时在贵州省松桃师范（后改名为松桃民族师范，关停并转后现在叫松桃三中）任教，由于只有专科学历，学校领导不放心让我教语文，让我担任全校《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虽然我把《教育学》《心理学》上成了全校学生最喜欢的两门课，但毕竟是公共课，没有上专业课语文那样有成就感。若能考上贵州教育学院中文系混个本科文凭，回到松桃师范教语文就没有学历不达标这个门槛了。贵州教育学院公布的考试范围为高中教材及相关内容，虽然我没有上高中语文，但是自信凭我的功底，考进前三名问题不大，于是信心满满地前去考试了。
考场设在铜仁三中，报考中文专业的考生有50多人，报考数学专业的考生只多不少，以铜仁师专七七级、七八级毕业生为主，还有文革中铜仁地区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后改名为铜仁教育学院，再后来与铜仁师专合并改为铜仁学院）的毕业生。没有像现在中考高考单人单桌，而是俩人一桌，但是那时候人们非常淳朴规矩，舞弊的念头都没有。我坐在教室门口第一桌，与铜仁三中一位老师同桌，他是一名上海知青，衣着华丽，器宇轩昂，毕业于铜仁地区中学教师进修学校，和他坐在一起，他就是天鹅，我就是个丑小鸭，两位监考老师（贵州教育学院直接派来的两位教授）给他发试卷时都是礼遇有加。我不动声色，但心里忍不住偷着乐，上海人怎么了？多长两个子耳朵？出水才见两腿泥呢，走着瞧吧您呐！
第一场考《汉语》（含古今汉语和古代文化常识），我拿到试卷，现代汉语部分没有问题，但分值太少，仅占20%，古汉语占80%，题目都看不懂。我傻眼了，感到了压力。于是就说怪话：这个教育学院，出的什么题哦，尽是些不规范的汉字。当时是曹文星教授和谭佛佑教授监考，曹老师一听就走到我桌前，问哪里不规范？我就把试卷上的古今字、异体字指给他看。曹老师用贵阳话解释：兹是古汉以（语），不是不规范，古汉以（语）——就是兹过（这个）样子！整个考场大笑。很多人暗地嘀咕：哪来的草包呀？题都看不懂也来考试。不过我猜他们也看不懂，为什么呢？因为我考上了，他们没考上。
第二场考《文学》（含古今中外文学及文学概论），波澜不惊，轻松交卷。
第三场考《作文及作文评改》，自己写一篇800-1000字的作文，再改一篇“学生作文”。这是我的强项，也是我拉开与其他考生距离脱颖而出的制胜法宝。交卷后我似乎已经看到贵州教育学院的大门向我敞开向我招手了。
两个星期后尘埃落定，我考了铜仁地区第一名，师专同班同学张明考了第二，低我们一级的师专七八级毕业生罗亨华考了第三名。
开学后，我在贵州教育学院校园内遇到曹文星教授，问他：曹老师，您还认得我不？曹教授回答：咋个认不得，你在那里费（捣蛋）啦嘛！
据恩师周复刚教授后来陈述，《汉语》试卷是他出的，《文学》试卷是曹文星教授出的，《作文及作文评改》是程在福教授出的。作文题目是写一篇赏析杜甫诗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文章，周复刚教授评价这个作文题出得很有创意，多次夸这道作文题出得不错。让考生写赏析文章，又不提供原文。若考生连这首杜诗名篇都不熟悉，自然写不好。这就既考察了文化基础，又检测了写作能力。这首诗我背得滚瓜烂熟，最关键的是我那几年最爱看的刊物就是《阅读与欣赏》，那是一份专门赏析古代诗文的不定期刊物，里面的文章极有文采，每一篇都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出，于是模仿那里面文章的风格，感觉写得很得心应手。周复刚先生当年刚从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不久，自认为缺乏经验，出题偏难了些，一直对我们怀有歉意。昨天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当年）不小心为难了你，对不起了！我回答：恩师何为难之有？古汉语是我最大的短板，我在教育学院两年最大的收获就是尽力最大限度补齐了这个短板。来深圳三十年，一直吃的是在教育学院学习的老本，感恩都来不及呢，多谢恩师当年的悉心教诲！周教授坦言：他当年考研面试时，那些题一开始也没看懂，但最终也全部做好了，得分还挺好的。还有就是：当年自主招生，自己出题，自己划录取线。同样的考题，管他们考多少分，只须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也就不失公平！
由于我们是贵州教育学院招的首届脱产学习的全日制学生，相关政策还未出台，于是我们得以享受原教育局长培训班的待遇：1.往返车票报销（每学期2次，一年4次），并按照出差标准予以补助；2.学习期间，每天享受伙食补贴两毛钱，每月共6元；3.书籍资料费全额报销（条件是必须由贵州教育学院教务处统一购买，上不封顶）；4.住四人一间的公寓，单人床；每人配一个双开门带玻璃窗的独立柜，上层装书，中下层装衣服；5.俩人合用一个自修桌（标准的大办公桌），一人一把椅子。这些优惠待遇到了我们的下一届就没有了，我们因为享受了就不能取消，一直享受到毕业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