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识、情”是散文的生命

　作者：徐可（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散文家）

　　散文须有学，就是要有学养。所谓学养，不是单纯的书本知识。学养与知识储备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又不仅仅是知识储备。学养是学问和修养的综合，是体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整体气质，一种非常自然的能够传递生命信息的书卷气。苏东坡说：“腹有诗书气自华。”作家的学养决定了散文的厚度。好的散文，应当以知识为核心，闪烁着知性的光辉，流露出作家的学养、涵养、修养，以及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反思，应该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识和深邃的历史感。古人那些优秀的散文作品，总是蕴含着知识的光辉，令人回味无穷。中国古典散文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所以能够承担起这一重任，是因为它们的作者都是学富五车的学者。今天的散文创作能否承担起这一重任，同样取决于作家是否具备相应的学养。

　　散文须有识，就是要有见识。“识”与“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学未必有识，但有识必先有学。学是识的前提和基础，识是学的升华和结晶。思想的深度决定着散文的高度。唐代刘晏总结孔子等人的教育思想，明确提出“士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文艺观，强调“士”要先培养自己的胸怀、器识，培养自己对社会、对人生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然后才能从事文艺创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曾在《典论·论文》中强调了文章的价值，认为文学创作是有关治理国家的伟业，是万世永不消亡的大事。可以说，中国散文形成之初，就不是为作文而作文，而是自觉承担了较为重大的社会责任，表现了当时人们最关切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左传》《战国策》中的那些文章，讨论的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白居易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纵观古代散文传统，占据绝对优势和统治地位的是“文以载道”的创作主张。在作品中表达一种价值、一种追求，或者表达对某种价值的希冀和愿望，这不就是文学的责任吗？《论语》的“仁义礼智信”，《道德经》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的“天人合一”“清静无为”，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韩愈的“不平则鸣”，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等，这些都是“道”，表现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天下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作家有着怎样的胸襟，才有怎样的格局；有着怎样的格局，才有怎样的境界。有大胸襟者，方有大格局；有大格局者，方有大境界。

　　散文须有情，就是要有情感、有情怀，有情的散文才有温度。“情感”是散文的基底和内核，没有情感的散文是冷冰冰的，不能给人以温暖。中国散文素有伟大的抒情传统。陈世骧认为：“抒情精神在中国传统之中享有最尊尚的地位，正如史诗和戏剧兴致之于西方。”我国古人没有情感教育这个概念，但是很多散文实际上起到了情感教育作用。像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归有光的《项脊轩志》，都是以情动人的上品。清代张潮表示：“情之一字，所以维持世界；才之一字，所以粉饰乾坤。”散文是“情感的试金石”。作者有没有情感、情怀，从他的散文中一望而知。散文必须有情，但不能过度抒情，不加节制的抒情逾越了散文的边界，必将招致读者的反感。

　　散文须学、须识、须情，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我努力向这个标准靠拢，但深知自己学养不足、见识不深、功力不够，只能通过多读经典、不断学习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纵观当下的散文创作，这一问题也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不少散文，可以说才华有余，学识不足，没有感情。也许有的作家忙于创新，不屑于学习传统，这是很危险的。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有些青年作家不大愿读中国的古典作品，我说句不大恭敬的话，他的作品为什么语言不好，就是他作品后面文化积淀太少，几乎就是普通的大白话。作家不读书是不行的。”“看来所有的人写散文，都不得不接受中国的传统……既然我们自己的散文传统这样深厚,为什么一定要拒绝接受呢？我认为二三十年来散文不发达，原因之一，可能是对于传统重视不够。”我相信，不管散文如何变化如何创新，它的这些基本价值永远不会过时，学、识、情，这个本不能丢。这是散文的生命，是散文的灵魂，也是散文之所以存在的价值之所在。广大读者之所以依然爱散文，爱的就是它所传达出的真善美。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